此刻是北京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最为重要的是为了发现儿童文学不能不先发现‘文学’

一个词的概括:青春

儿童文学与文学

此刻是北京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紫禁城外的护城河和北海桥下的流水,早已凝冰如镜,东西皇城根沿街的古槐,把铁也似的枝杈刺向雾霭沉沉的京城天空。此刻,窗外是2018年仅剩的几个最后的日夜。时间告诉我们,2019年的第一个黎明就要降临这个古老又年轻的旧日的皇城。距今一百年前的中国,虽有一场推倒帝制的革命,依然未曾改变这个古老国度的悲剧命运。“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带来的是丧权辱国的不幸和由此激发的抗争。于是爆发了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北京大学师生为引导的抗议队伍从民主广场出发,走向天安门。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中提到“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儿童’不过是晚近才被发现而逐渐形成的东西。第一,这并非日本儿童文学的特色,在西欧本来‘儿童’也是这样被发现的。第二,最为重要的是为了发现儿童文学不能不先发现‘文学’。”这两条我认为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儿童文学与文学。葛成训的《新儿童文学》首章第一句话是,“我们要明了儿童文学的意义,先要解释文学两字”。出版于1934年的《儿童文学研究》第一章为儿童文学与文学,里面提到研究儿童文学,不可不先从“文学”入手,假如对于文学有了相当的了解,再去认识儿童文学,犹如轻车之于熟路,要容易得多。类似此种探讨儿童文学与文学之间关联的观点在这一时期相关文献中随处可见。最有深度的是张圣瑜编写的《儿童文学研究》第一章结束后提出的研究题:儿童文学在文学之上地位与价值何若?文学意义与儿童文学意义界限究竟何若?这两个问题对于而今都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资料既是对儿童文学的界定亦是对文学的界定,正如柄谷行人提及的“发现文学”。对于五四时期来说文学是一个新命题,尾随它而行的儿童文学亦是。

这原是一场因外交失败而导致的救国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终于转向一场内容更为广泛的旨在改变中国命运的革故鼎新的新文化和新文学革命。“五四”的意义是常说常新的,百年之后我们回望,对于这场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的概括,可以是一部史,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一篇长文。因为“五四”的意义不仅是常说常新的,而且也是一言难尽的。然而,我更愿意用最简单的方式为它总结,若是多个词,可能是:批判、革新、创造;若是两个词,可能是:科学、民主;若是一个词,那只能是:青春。

到目前为止,国内有相当数量的儿童文学史著作,如《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中国儿童文学史》、《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中国儿童文学史略》、《童话学》、《中国童话史》、《中国童话史》、《中国童话发展史》。现代“儿童文学这个名称,始于五四时代”。茅盾的这句话在以上史作中基本达成一致。刘绪源在《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中提到,“中国本来没有儿童文学,有了五四新文学以后,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这是大家公认的。”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儿童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亲密关系或者说儿童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或者说新文学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的名篇《小雨点》一直是儿童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更不用说现代文学史上专章论述的作家鲁迅、茅盾和郭沫若以及后来的叶圣陶、冰心和张天翼等,他们都是儿童文学史上举重若轻的人物,而作为新文学运动最早且影响最大的社团文学研究会,其发起人近一半都和儿童文学息息相关。

“青春”的吁求始于近代。我们不妨把目光回溯到晚清和民国初年,两次鸦片战争,割地赔款,北京陷落,帝后出走。新文学的背景是国家极度贫弱,民智严重滞后,唤醒民众,振兴国运,自强,启蒙,乃是当年第一要义。黑暗沉沉中,一批先贤之士,心中,眼底,升起的却是一派明媚的春光:“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滞之气,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这是一种无望中的希望,一种想象的祈求:“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同者无尽之青春也”。

但细究各个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二十世纪文学史》,这些在儿童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学者,他们在文学史中的身份、经历和作品基本和儿童文学无关。举例鲁迅、茅盾和叶圣陶而言,他们在文学史的内容根本不涉及在儿童文学领域的活动。非常可惜的是,儿童文学和文学之间的渊源之深却没被这些史学家和研究者们深入探讨。

从“少年中国”到“青春中国”

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

这是一个梦想。这是在一片肃杀之气中想象明媚之春日,处身于“古老中国”而于梦境中想象和祈求“少年中国”的诉求。《少年中国说》为梁启超的一篇名文。在文中梁启超驳斥当时欧美和日本称呼中国为“老大帝国”说。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中有一少年中国在。说是“驳斥”,未必妥切,只能是一种“愿景”的表达。“少年中国”是他的一个祈愿,一个梦想。他是立论于“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的差别,他宁取后者而弃前者,他认为这道理“人固有之,国亦宜然”。若国是“待死之国”,民是“待死之民”,是不足取的:“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1914年,周作人在《征集绍兴儿歌童话启》中提出采集儿歌童话为民俗研究和儿童教育所用。1920年,周作人发表了《儿童的文学》,其中说到“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灌下去。……我希望有热心的人,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逐渐收集各地歌谣故事,修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变成几本书……”1920年,北大《歌谣》周刊的出现更是推动了新文学运动。在1924年3月歌谣研究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周作人首次提出应该将童话纳入民俗研究,他的建议被大家采纳。这更是推动了和童话密切相关的儿童文学的热潮。洪长泰在其专著《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列有儿童文学专章,其中仅以童话和儿歌展开讨论,认为这两项是当时民俗学者最感兴趣的。五四时期,童话几近等同于儿童文学,茅盾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中提出翻译真正的西洋童话。此间一批学者对于儿童文学、儿童读物论争的重点都在于童话。同时还有翻译和改编国外童话作品的出版。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安徒生,从北大歌谣征集运动先驱之一刘半农翻译的《洋迷小影》到后来不同译作的大量涌现,甚至出现《小说月报·安徒生号》这样的报纸专号讨论其作品。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是叶圣陶1922年发表的童话《稻草人》,同年,赵元任翻译了路易斯·卡罗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引发热潮。随后,沈从文和陈伯吹都相继模仿写下了《阿丽思中国游记》和《阿丽思小姐》,但都失去了原作的“有意味的没有意思”。

这位中国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他的关于未来中国的梦想,以诗意的表述倾注在这篇文字之中。“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唯思既往故生留恋心,维思将来故生希望心。唯留恋也,故保守,唯希望也,故进取,唯保守者故永旧,唯进取者故日新。”文章的末了,他还赋以热情的颂歌:天载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不仅是梁启超,当年的先驱者总是满怀着通过文学的普及以达到建立新社会的理想。这是陈独秀的“宣告”:

从上文列举的通史来看,惟一单独的文体史即为童话史。但童话是否真的在此时是专门为儿童所用的文学?周作人持有童话是“小说的童年”的观点。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中将20世纪的中国称为小说中国,认为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是想象中国的开端,这是和国格、国体和国史相关。而在当时童话因进化论和儿童糅合,童话代表天真、原始和野兽。当时的学界普遍持有这一观点,赵景深在《童话概论》中论述童话起源自“原始社会的故事,儿童是原始人的缩影”。这些研究者大都在人类学的影响下以民俗学角度探讨童话的价值和内涵,最终落实到儿童的教育。在这个意义上,童话变成教育家对于儿童乃至民族进行文明开化启蒙的重要工具。可以说,现代作家有意识地用其振兴白话文、教育现代儿童。在《小说月报·安徒生专号》有这样一句话:安徒生以童心和诗才开辟了一个童话天地。此童心是否指儿童之心,还仅仅如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儿童的一种浪漫想象。“当儿童作为一个与成人截然不同的观念被区隔出来,并被抽象为某些成人世界所失落的特质,童话也被负载了黑暗世界以外的童心力量,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相对于现实的想象空间,并与当时流行的启蒙话语、个人与国族的进化想象有着更为复杂纠葛的关系。” 如果鲁迅表达的是救救孩子,那这些成人是否希望孩子来拯救他们的未来?总而言之,儿童文学在此时俨然成为民间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它被赋予与传统经典文学不同的形态,试图和旧有的观念相对抗。

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头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建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坏的环境。

儿童文学与国家想象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失。

在某种意义上,儿童文学和文学或者成人文学之间的关系模棱两可。儿童与成人文学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实际上“儿童文学是与成人文学共同参与了中国新文学建构国家想象的文学表达和话语实践”。也正如杜传坤所说:“不是儿童需要文学,而是文学需要儿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国家需要文学以及儿童,相应作为给儿童阅读的儿童文学被赋予国家前途的重任。

他几乎把所想到的一切美好的词语,通通堆积在一处了。这种关于青春与梦想的理念,不免显得有点空泛,但最终还是落实到中国新文学的实践之中。陈独秀办青年杂志,“青年”还不够,最后加上了“新”;“五四”诞生的现代文学,“现代”还不够,还要置换一个词:“新”。鲁迅说“北大常为新的”,强调的是这所大学的日新又新。其实在先驱者心目中,如今的中国不论其积重有多大多深,它总应当是“新”的。现代史上出现的新文学,是呼唤青春的文学。从“少年中国”到“青春中国”,始终是五四新文学的主题和追求。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始于五四时期,吴翔宇指出“儿童的发现”是启蒙者执著追寻的一个目标。成人作家的儿童书写呈示了儿童是如何被纳入到想象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之中。不管是周作人早期国家民族的立场还是后期偏向人的发展,还是鲁迅所提出的赤子之心及在《翻译童话的目的》所认定的,“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这些仍是文以载道的企图。虽说儿童阅读的内容发生了变化,用虚构的小说或者童话,形式白话、浅显易懂。

www.8522.com,绝望中寻求希望

胡愈之在《童话与神异的故事》中有言:“为文化的未来,打一打盘算,儿童文学的产生,似乎比什么都要紧呢。因为在我们成年人当中,也许有许多人是已陷入传统思想的地窖里,再也享受不到外边的光明了。但是我们的孩子——未曾中过毒的孩子,却不该再让他沉沦下去……”从中我们也可看出,中华文明传统的重老轻少已经不再驰骋,要改变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旧有的国家格局,选择与与传统断裂,但又将如何重构?启蒙儿童与想象中国如何完成?儿童的文学如何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以此完成对未来新中国的想象建设?梅家玲在《发现少年,想象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象》中指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其实乃是一重新‘自我命名’的召唤行动。也因此落实在文学实践与国族/文化想象之中,它遂在现代性、启蒙思想与国族想象的交相错综下,体现出前所未有的驳杂性格。……去教育新中国的少年学子以及年龄上非少年,心态上却可被启蒙为少年的一般大众,成就新兴的少年中国,如此少年——启蒙——新中国,遂得一气相通”。我认为,这也可适用于儿童——启蒙——新中国。在启蒙这一目标下,儿童文学和新文学、新教育、民俗学都紧紧缠绕在一起,甚至结伴而行。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国势艰危,志士仁人上下求索,救国无门,终于想通过文学之革新,以达强国新民之目的。梁启超很早就感到小说与群治之间紧密的甚至是直接因果的关系。他的著名论断:“欲新一国之民,必自新小说始”,很鼓舞了中国新文学的试验和实践。究其实,文学原本是“无用之物”。文学不会生产什么具体的物质,但文学生产无形的思想和精神。当人们处于绝望之中,文学以丰富的想象,优美的文字,鲜明的旨归,给人们带来希望。文学以梦境充实了现实的空虚。

“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这恐怕是对当时文化状态最简练的概括。“旧”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学,而是寻到中国本土民间去。甚至当时的民俗学者认为民间文学最适合于用来改造国民精神。从本土民间文学寻找资源以显示和旧有的文化传统决裂,同时又寻找外有的资源来补充新文化。而对于童话和歌谣的重视,可以说是这两种方式的体现。这大概也是当时急于改变社会,改变国民精神的知识分子所选择最为稳妥的方式。

所以从根本上说,文学是做梦的事业。文学的责任除了以具象的方式再现现实的情景,最终是通过鲜明生动的人物和事件为人们指出前行的道路。青春,加上梦想,这是我给予文学的一种最简单的定义和解释。五四新文学运动距今已有百年,但它的精神是长青的和永远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五四”诞生的新文学,是绝望中寻求希望的文学,是面对绝路而寻求出路的文学。忧患产生追求的热情,再造的热情,文学的想象的前方是通透的光明,而它的背后和此刻,却是巨大的和无边的黑暗。

鲁迅、周作人兄弟及其同人赵景深、陈伯吹和胡愈之所致力的现代儿童文学本身即建立在进化论前提之上:中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发展,必须倚赖于中国儿童的发展。因此,儿童文学不能简单视为一个美学或理论问题,对于深陷困境、对中国之“落后”满怀忧虑的知识分子而言,儿童文学日益成为承载进化主体的最重要形式之一。而此期间的儿童文学承担的内涵导致它的出身含有某种模糊性、复杂性,这和儿童文学的趣味游戏性又是相违背的,这可从沈从文、陈伯吹对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改编移植的失败中窥见。

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人,他们要掀开这沉重的一页,他们要创造光明的文学和光明的中国。他们于是扛起了黑暗的闸门,他们要创造光明。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不是轻松的,揭开它的外观,内里是斑斑血痕和泪水,感伤是它的底色。那一代人倡导新文学是为了应对严重的家国忧思,他们从伤口的外层向深处解剖,直抵人的内心;由现实的困顿转向国民心态的改造与批判。中国新文学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厚重造成叙说的难度。为此,我更愿意从个人阅读的角度进入它的意义。

我们应深思,儿童文学的创作究竟何去何从?儿童文学尤其童话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承担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不过在文学史上却并未体现。那么,儿童文学史的书写又该如何寻找自己的模式?我期望对以上问题的探讨能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当儿童文学放置在整个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时,它非静态的形式所能呈现出的新意义对于儿童文学史及文学史的书写是否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在“五四”的光影中

这是我一个人的文学史。我少年时代就开始阅读新文学的书。那时我不懂、甚至也不喜欢旧文学。少年时代我不看连环画,也不读武侠小说。我只热衷于读新文学的书。我是“五四”的乳汁喂大的孩子。我不懂忧患,却从文学作品中学会了感伤。我的悲哀以及幻想、我的看似与生俱来的家国忧思几乎就是新文学教会的。

鲁迅笔下的阿Q,他的愚钝与悲剧的人生,我能依稀地理解。我慢慢读懂了鲁迅的深沉与尖锐。他把五千年的中国史翻给我们看,翻来翻去,都是“吃人”两个字。我很早就理解了这个“狂人”,阅读催我早熟。鲁迅从为父亲抓药到写《药》,他把家庭的苦难放大到整个民族的苦难,他把普通人肉体的伤痕,上升到民族灵魂的积痼,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为那些表情麻木的“看客”而内心流血,他最后毅然弃医从文的经历,都让我深深感动。

我从鲁迅开始似懂非懂地阅读,读到郁达夫的《沉沦》,又不懂了。没关系,继续读。但巴金还是懂的,我把“激流三部曲”当成自己的启蒙读物。我和初中的几位同学组织读书小组,集体阅读巴金的《家》,我们仿佛就是书中的人物:觉新的顺从、觉民和觉慧的抗争,我希望自己是不顺从而为自己命运抗争的人。我隐隐地感到中国的沉重,这种感觉压得我透不过气。

我是那样真诚地感谢新文学的先行者,他们教我的不仅是文学,不仅是真、善、美,正义和人性,而且是整个的人生的启蒙。那一代作家,写的就是自己的人生,他们为“革命”理想,甚至牺牲自己的爱情乃至生命。年轻的写了《孩儿塔》的殷夫,就是这样的青年。他放弃了恋爱,他选择了为理想而献身。鲁迅为他写过沉重的文字。不仅小说,所有的五四新文学,都是我人生的教科书。曹禺的剧本,他的《日出》就是一曲告别黑暗,迎接光明的沉重、悲情而又激昂的颂歌。书前的引语许多来自《圣经》:“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剧本的最后更预示了作家对于将来的眺望:

由外面射进来满屋的太阳,窗外一切都亮得耀眼。

砸夯的工人们高亢而洪壮地合唱着《轴歌》,沉重的石硪一下一下落在土里,那声音传到观众的耳里是一个大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推,向前进,洋洋溢溢地充塞了宇宙。

狂飙突进的年代,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满载着新世界明亮耀眼的阳光。当然更有诗歌,郭沫若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天塌地陷的时代,他要抛弃“旧皮囊”,要装进新鲜的酒浆,要用五彩石补那漏了的天空。永生的凤凰哀叹着“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它们质问:

我们年轻时候的新鲜哪儿去了?

我们年轻时候的甘美哪儿去了?

我们年轻时候的光华哪儿去了?

我们年轻时候的欢爱哪儿去了?

他们是面对着无边的空漠而幻想和呼唤太阳的一代人。他们又是在破碎的天空幻想着用五彩虹霓创造完美的一代人。面对他们优美的形象,活泼的思想,飞腾的想象,特别是他们充满阳光的年轻的生命,我们满怀敬意与追念。

缅怀和沉思

即将到来的2019年,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一百年。抚今追昔,总想先贤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事业,总想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我们当今究竟缺少些什么?

我们拥有,然而我们缺失。我们在物质的丰盛之中缺乏精神和思想。在文学层面,那就是远离了青春与梦想。我们缺乏激情,我们甚至缺乏“天真”。新的一代人不知道“药”的苦味,不知道阿Q的圆圈,不知道补天的五彩石。

而文学和诗歌的生命,永远都是青春和梦想!在文学和诗歌面前,需要的是保持一种天真和童心。缺乏新鲜感,缺乏想象力,缺乏对于明亮的日出的追求与憧憬,这才是文学的永远的缺憾。

2018年12月22日旧历冬至,京城严寒,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