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Ba Jin切磋会主持举办的Ba Jin研究研讨会上,明兴礼告诉王继文

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对于巴金最好的纪念,就是阅读和研究他的作品。对于巴金,迟至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伊始,大陆才开始推出陈丹晨、徐开垒、陈思和等专门研究巴金的长篇评传。而最早出现的两部关于巴金的单行本评传,分别出自法国来华传教士明兴礼和旅居加拿大的华侨余思牧先生。

陈丹晨老师从1978年开始酝酿《巴金评传》的写作,时光匆匆,至今已四十年矣。我与丹晨师相识年数并不长,见面次数也很有限,第一次是2011年底,在上海淮海中路南鹰饭店,由上海巴金研究会主持召开的巴金研讨会上,第二次是在上海图书馆,由巴金故居主办的巴金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图片展上。因分住京沪两地,平时联系无多,通过数次信而已。但在我心里,与他的距离很近。这不但因为他是上海人,更因为他是我所尊敬的巴金研究专家。

写评传,明兴礼三见巴金

我读到巴金的书,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末,巴金的书开始重印出版,我排队购得一册《家》,只用一二天时间就读完了,很不解渴。读过《家》,想更多了解巴金,却无从入手。没过几年,在书店里见到一册《巴金评传》,迫不及待地购回捧读。二十出头的我,自然不能有更多的领悟,但对传主巴金已有了初步认识。同时,我记牢了写作《巴金评传》的作者名字陈丹晨。以后,每遇到报刊上有他的文章总要拜读。凡见到他的著作,总要购入一册细细品味。读得多了,对丹晨师的了解更深些。

先说法国人明兴礼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此书虽然成稿于民国年间,但正式出版是一九五○年五月,由上海文风出版社初版。全书共八章,另有附录“巴金的创作与翻译”,按年份列出六十多种著译书目。

陈丹晨出生于1931年,今年已届八七高龄。他祖籍宁波,却出生于上海,小学、中学都在上海就读,50年代中期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国家外文局主办的外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任文学编辑。后调任《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文艺报》社副总编。退休后,他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著书立说,成果频频。写文学评论,写散文随笔,尤其是忆人怀旧的文章,留下文坛珍贵史料。更撰写出版《巴金全传》,完成一个夙愿。

应该说,这只是巴金前半生即四十五岁前的评传。相对于作品的评说,其人生轨迹的描述,显得更为简略些。前二章主要告诉读者,巴金从幼年、青年到中年时的行踪,后六章对巴金的作品作了详尽评析,尤其是把巴金作品与中国现代作家相比较,又与同时代外国作家作比较,作者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是令人钦佩的。

今年五月,我有北京公干之行,心中盘算着,一定要去看望丹晨师。于是,电话中约好时间就去了。我坐在客厅里,只顾与丹晨师聊天,无暇去参观下他的书房。客厅宽大,却有些凌乱,片刻即知,这是一个缺少主妇打理的客厅,独居老人太不容易了。记得2011年得丹晨师来信,说“因家事变故,悲痛之余,不及复函,深感歉疚不安”。我不敢去信询问“变故”之事,今日见客厅空落,不禁心中怅然。

此书有篇《后记》,因原稿是用法文写成,后有王继文译成中文,所以,《后记》其实应是《译后记》,为译者所写。约有四五百字,却透露出不少信息。文中讲到,一九四八年夏天,王继文从北京途经天津,准备南下上海,途中巧遇第二次来华的明兴礼。偶然相逢,彼此颇感欣喜,说明两人早就相识。明兴礼告诉王继文,这次回巴黎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委托王把论文中关于巴金的部分单独译成中文。这样,王把明的法文原稿带到了上海。由于王在震旦大学的工作“很忙碌,所以使这篇稿子在书架上酣睡了十三个月”。约从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王继文花了三四个月,于当年冬天“忙中抽闲总算把这本书译完了”。作为译者,王继文对明兴礼写的这部评传颇有见地:“作者在批评上所站的立场,在读者方面看来,也许觉得有可批评的地方,但是他的研究精神和沟通中外文化的工作,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我们聊得十分惬意,时而普通话时而上海话,他谈儿时在上海的经历,谈在《上海文学》上开设回忆钱锺书的专栏文章,更多的是谈他与巴金几十年的交往。

《后记》的最后一段,译者写道:“我应该向巴金先生致谢,他借给我不少的书供我参考”。可见,译者与巴金相熟,在翻译这部书时,得到了巴金的大力帮助。翻译巴金评传,又能得到传主提供的不少参考书,这是最为直接而有效的帮助。另外,这部译著得到了朱雯先生的校阅,朱是翻译家,也是巴金的好友,对于此书当是权威的审稿者。译者另提到“一位比国朋友”,其不但鼓励译者出版此书,还打算把法文原稿译为英文。不知这样的文坛好事,最终实现了没有。这个比国朋友,应该是他们共同的朋友、比利时汉学家善秉仁。

他清晰记得童年时代的事。比如,他看到大姐坐在小板凳上看书的情景,大姐看着看着就悄悄流泪,什么书会让人哭?后来才知道,大姐看的是巴金的《家》。

此书装帧设计颇有特色。竖式封面以巴金翻译亚奈米洛夫小说《笑》的手迹衬底,右边一幅中年巴金的钢笔画肖像。封面勒口处用来介绍作者,第一句话引用了作者的话:“‘巴金小说的价值,不只是在现时代而特别是在将来的时候要保留着,因为他的小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转变’。这是作者在读完巴金的整个作品后,所下的一个结论。”接着说作者“早年学文学,又习哲学,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华研究中国文学,这本书,便是他在巴黎大学得到文学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作者用他的文学家的天才,和哲学家的冷静的头脑,来描写巴金的生活,来综合、分析、比较巴金的作品,读了本书,便会对巴金有一个系统的观念”。

上小学不久,丹晨就有了阅读课外读物的习惯,看的最多的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当然还包括巴金的书,把每天买早点的几个零钱也用来买《激流三部曲》。

可以说,当年出版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一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谈不上有多少影响,所幸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一大批民国年间的文学书籍,标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巴金的生活与著作》列入其间,出版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严格来说,一九五○年的出版物,已不该划入民国范畴再行影印,这实在是个例外。主持此事的刘华庭先生想到巴金手头未必有该书的旧版本,特意到巴金府上送呈此书影印本,看巴金翻阅书页时的怡然神情,颇感欣慰。

最让丹晨难忘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任职《中国文学》期间,在策划人物报道选题时,大胆提出了专访巴金的计划,经严格审批获得准许,使他如愿以偿得以上海之行。那是1963年,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丹晨第一次走进巴金先生的家门。采访巴金两个多小时,他觉得不过瘾,再接再厉又连着进行了两次访谈。之后,写成《巴金访问记》发在《中国文学》上。这是1949年后少见的对巴金的报道,让海内外读者有了一个了解和认识巴金的机会。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缘起,要说到作者明兴礼。他于一九一二年九月出生于法国北部诺尔省的翁斯科特镇,一九三七年受法国耶酥会派遣来华传教。先在北京德胜院学习中国文学和历史,两年后到天津工商学院,担任体育总监和校舍学监。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他被派往上海徐家汇神学院攻读神学。五年间,他成了徐家汇藏书楼和不远处的震旦大学图书馆常客。此后,他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并从巴金的《家》入手,作为研究巴金的起点,写作了第一篇论文《巴金〈家〉里人的状况》。一九四五年,他完成学业返回天津工商学院,担任英语教师。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他回到法国巴黎大学,完成其文学博士论文,文中以鲁迅、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十二位中国现代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关于巴金的内容,就成了后来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

让丹晨刻骨铭心的是,他1973年出差上海,在七月初夏的一个晚上敲开了武康路上巴金的家门,开门的是巴金九妹,她听明来意,就对丹晨说:他今晚正巧与家人外出了,明天这个时候吧,他一定在家。丹晨说好,我先留张纸条吧。这样,第二天晚上,丹晨在隔了十年后,终于又见到了巴金。在他眼中,巴金苍老了许多。

一九四六年,明兴礼准备回国前转道上海,经过朋友的热心联系,获得巴金的慨允并向他发出邀请。这样,五月三十日,明兴礼第一次走进了巴金家的大门。聊谈之余,还呈上论文中关于巴金的内容,巴金回赠《短笛》《巴金短篇小说集》两书。第二年,明兴礼完成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答辩后,返回中国时在上海作短暂停留,第二次拜见了巴金。之后,明兴礼回到天津津沽大学外文系,教授比较文学和法语,并继续完成关于巴金评传的最后几章,期间与巴金保持书信与书稿的往来,巴金审读了全部法文书稿,表示“我并不赞成您的一些见解,但这是我们两人立场的不同”,并就全书的结构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一九四九年七月,明兴礼获悉巴金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赶到北京第三次见了巴金,并在巴金推荐下,先后拜访了一些在京的重要作家,如沈从文、曹禺、冯至等。

这次夜访巴金后,丹晨一回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巴金的好友唐弢先生,唐弢闻后也激动不已。没几天,唐弢就把巴金的近况告诉了京城的巴金朋友们,大家稍得安慰。

三见巴金,对明兴礼来说是难忘的。之后,新中国成立,关于明兴礼的信息就消失了。他是神职人员,有一次见巴金时还穿着神职服装,应该是回法国了。离开中国前,他从巴金赠予的《还魂草》中选译了《莫娜·丽莎》,发表在当年法国《世界节奏》第一期上。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的六年间,巴金先后写给他三十一封信。据说,近来法国文化界方面正在与上海巴金故居合作,翻译这批书信。相信不远的将来,这将成为研究巴金的一批极其珍贵的史料。

面对面促膝聊天,听丹晨师讲述与巴金的交往,是那么生动有趣。这些往事,他在回忆文章中也大多写过,还出版过一册专著《明我长相忆》,是与巴金交往四十余年的长短回忆文集。可我觉得,“纸上得来总觉浅”,包括我现在写下的这些文字很难再现丹晨师那原生态的讲述,那眼神那手势,能还原十之五六已是难得。

四十多年后,明兴礼读到法语版的巴金《随想录》,于一九九三年写的回忆录中说:“作为一名耶稣会传教士,我来到中国,认识巴金,认识他的赤热的心,他的慷慨激情,他的优秀的冷静和简朴,他的忠诚友谊,以及他对敌人的百折不饶”。

也许,在1963年初见巴金先生后,在丹晨的心里就萌生了要为巴金写传记的愿望。一直到1978年,为巴金写传才真正提到他的日程上来。他反复阅读十四卷《巴金文集》,到各地图书馆找寻巴金的相关书籍版本和资料,遍访在世的巴金朋友,如沈从文、李健吾、汝龙、黄源、萧乾、沙汀、魏绍昌等,还与艾芜、吴朗西、柯灵、李采臣等保持通信联系,以获得更多第一手资料。接着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十多万字的《巴金评传》就定稿出版了。那些年,查找文史资料难。白天他的正业是编辑,伏案“为他人做嫁衣裳”,只能利用晚上和节假日伏案撰写传记。

无论如何,明兴礼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是第一部研究巴金的评传专著。

1981年,由钱锺书题写书名的《巴金评传》始得出版,这是大陆学者撰述的第一部关于巴金的传记,为国内外热爱巴金的读者和学者提供了一个阅读、研究巴金的范本。他认为,一部优秀传记,一定是把传主的心灵、思想、生活、情感和创作活动与历史环境的变迁发展紧紧联系起来。它不回避令人关注的问题。

开山拓荒的《作家巴金》

尽管《巴金评传》的出版得到了学界和读者的认可。但是,丹晨师并不满足。他一再反思回顾,觉得这部传记列出的十四个章节其实只写了巴金的前半生,1949年后只占了其中的两个章节,实在是过于简单。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写作难度颇大。但这样的人物传记是不完整的。

另一种较早出现的巴金评传,即是余思牧所著《作家巴金》。此书由香港南国出版社初版于一九六四年八月。版权页上部,有该书《内容简介》:“本书是作者‘现代作家研究论丛’之一。作者从生平、生活、作风、创作实践、艺术成就、文艺观点等各方面评介了现代的伟大作家巴金,肯定了他的艺术成就,分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路向,指出了他的足为青年榜样的言行。本书作者是个有高度文艺修养的作家,曾对巴金的生活经历及创作经历作过深刻的研究。此次写作又获得巴金的热情协助,故此本书是一本资料最新的、观点较全面、较细致地评价了巴金的著作。它非常值得读者重视和欢迎”。

之后,丹晨在原有的基础上,一直继续收集巴金的相关资料。到1994年2月,他又重写巴金传记《巴金的梦》,先后在中国台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虽然仍是以巴金前半生为主,但已有不少作者的反思,正如他在序中所写:“反思这段知识分子的历史是一件无法回避的极其重要的学术课题……解读巴金,也是为了解读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之后的1996年,他又续写了巴金后半生的传记《天堂·炼狱·人间》,终于了却记述巴金完整一生的心愿。1999年,丹晨师把这两部书稿作了较大修订,以《巴金全传》为书名交付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1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此书新的修订版,上下卷增补后共七十万字。这是到目前为止国内较为完备的一部巴金传记,仅仅撰写就前后花去二十多年的时间。诚如作者所言:“《巴金全传》尽其所能地向读者介绍了一个真实准确的巴金的形象和心灵。”

该书分八个部分,即从“巴金的童年时代”开始,接着是“巴金的家庭”“从成都到上海”“从上海到法国”“抗日战争前后的巴金”“巴金的为人”“巴金的小说创作”“巴金的散文创作”,最后的标题是“巴金的文艺思想”。

丹晨师还谈到巴金对待朋友的真诚与细心。一次,他在四川开会期间,无意中与巴金胞弟李济生谈起:“五粮液市场紧俏,到了成都不妨买一瓶。”济生不知何时把这话传到了巴金耳边。一年后,丹晨到上海看望巴金时,巴老就取出一瓶五粮液递给丹晨。这让丹晨颇感意外,他说自己是不喝酒的,无意中的一句话,巴金却一直记在心里。

前五部分主要写巴金的生活与家庭,后三部分评论巴金的文艺创作。书的结尾,作者写有较详细的《后记》。首先,作者谈了这本书的写作缘由。从五十年代起,香港南国出版社先后印行了巴金的多种著作,深得广大海外华人欢迎,有的列为高中华文课外必读书。更有不少读者读了巴金的书,纷纷向出版社打听作家的各种情况,出版社无法一一回答,就商请作者写一部介绍巴金的书。

这让我想到上海的吴钧陶老师,他跟我也说起过类似的故事。还是在上海解放初的平明出版社工作期间,吴钧陶曾对巴金说起,在集邮时,收藏了一套梅兰芳专题票,唯独中间的一张小型张,因售价三元买不起。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过不久,在一次社里聚会时,巴金塞给吴钧陶一只信封,吴打开一看,竟是一张梅兰芳小型张。

作者十多岁读高中时就是一个“巴金迷”,后来,作者做了老师,走上讲坛,讲过巴金的作品,也写过一册《巴金杰作选讲》。所以,出版社及朋友们鼓励他写巴金评传,还送来了不少相关书籍供他参考。从一九六○年底起,作者开始系统地读巴金著作,尤其是《巴金文集》前九卷。真要动笔,仍觉得困难重重。他不知道巴金的地址,就鼓起勇气给巴金写去一信,寄往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请求收转。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巴金在第一次回信中写道:“您要写关于我的过去的书,我不反对,也愿意帮忙。”信中,巴金耐心地回答了五个问题。又寄去作者不易买到的《巴金文集》第十至十四卷,以及相关资料。在以后三年多时间的写作过程中,巴金一直给予作者关心和帮助。初稿写成后,作者呈请巴金作了审阅修订。正如巴金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给作者信中所言:“别的意见我都不讲了,因为一,这是您的文章,当然有您自己的看法,二,我也很忙,没法写较长的信。”

两件小事,可以看出巴金的为人品格。

《后记》结尾处,作者写道:“我尊敬巴金先生,喜爱他的为人及作品,但我觉得巴金先生或读者,一定愿意及希望,我在写作中能具有科学精神,并不以个人的兴趣和感情来代替它。所以,我没有把自己所敬爱的作家描写成完美无缺的理想人物,我虽努力意图用科学观点,来分析和评论巴金先生在各个历史时期和时代环境中的成败得失,并分析和谈论巴金先生的创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优缺点所在”。

80年代中期,香港中文大学决定授予巴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陪同巴金赴港的除了家人,另需一名作家,以便向外界介绍一些大陆文学界的情况。此时,丹晨已得到通知将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菲律宾,陪同巴金访港的作家就得另定人选。当中国作协向巴金说明情况,征求巴老意见,是否另外指定一名作家,巴金仍然点名要丹晨陪同。这说明,巴金对丹晨是何等信任。中国作协决定另派作家访菲,让丹晨随巴金赴港。获悉这一信息后,巴金“心情放松了”。

这是文学作者、尤其是人物评传作者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实事求是文风。

丹晨对我这上海来的后生晚辈蔼然可亲,交谈甚欢。有位老诗人跟我说过:人是讲缘分的。虽然京沪相距千里,但并不妨碍心与心的交融。我从丹晨师的文章和专著中,对他敢于直言甚至有点我行我素甚为钦佩,引为知己,这是性格、趣味的相投。

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巴金给作者回信中说:“南国出版社重印《作家巴金》,我无意见。增加年表,也好。”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后期,巴金前后一共给余思牧写了二十七封信。几乎每次回信,都会谈及《作家巴金》的书稿。这些信的内容,近年大多得以披露。

关于作者余思牧,《巴金文集》的注释是这样写的:“加拿大籍作家,企业家。”他祖籍广东,一九二五年五月出生于加拿大,父亲在当地经营一家超级市场。他五岁返回广州念书,广州沦陷后转学到香港培英中学续学,并开始爱好文学,出版第一本小说集《中华儿女》。香港沦陷后,他又回到广州,在广州大学附中完成高中学业。后因战乱,一度逃难至粤北、桂林、贵阳。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广州大学读经济系,又北上苏州,攻读东吴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后任教广州大学兼任出版组主任。一九四九年应聘担任香港八达中学校长,同时被聘为长城、凤凰两家影业公司编辑。五、六十年代,他先后任香港万千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和南国出版社总编辑。一九六八年,他移居加拿大。余思牧倾其全力在香港出版了《巴金文集》十四卷本,对于巴金的著作在东南亚一带的传播功不可没。

此书封面设计亦富特色,中间是一幅毛笔绘制的巴金肖像,下部嵌书名《作家巴金》。此书初版一售而空,在以后的十多年中重印达二十一次,累计印数达三万三千册,影响遍及我国香港,远播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尤其在华侨读者中久负盛名。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余思牧多次来上海看望巴金。他在晚年病魔缠身的情况下,把二十万字原著扩展到八十余万字。二○○六年四月,他在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了精装两卷本的《作家巴金》增订本,实践了早年许下的一个心愿:“待我在稍后的时间中,能在大家的帮助下重写一次,以便较全面的,较正确的介绍巴金先生,较具体的,较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巴金先生的创作思想及艺术成就”。

对于作者及早期出版的《作家巴金》,诚如巴金研究专家陈丹晨先生所说:余思牧“是一位传奇人物,《作家巴金》具有开山拓荒之功”。